招聘各科兼職寫手 稿費周結
《牽風記》:

為文壇老將喝彩

□胡玉萍

長篇小說《牽風記》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大家都為九旬老作家、老軍人,為出版社,也為作家與編輯20年間真摯的情誼而高興。

我與徐懷中先生結識于1999年夏季沈陽軍區組織的一次筆會,整個活動中,他與夫人的修養、學識、談吐,以及他們之間的相親相敬,讓我對“德高望重”有了深層的理解。回北京不久,為了紀念這次筆會,徐懷中先生設家宴,盛情款待我與沈陽軍區創作室李占恒等人。那次聚會中,他敞開心扉,真誠以待,所表現出的人文情懷令我至今難忘。

那時候我知道,徐懷中先生正在構思一部長篇紀實,是他自己曾有過的一段經歷,是一部對人類非常有教益的“戰地筆記”。當時我們就約定,此書完成后交由我來編輯。歲月如梭,一晃就是十幾年,2012年30多萬字的《底色》創作完成,并于2013年獲得第六屆魯迅文學獎。在贈予我的《底色》上,先生回憶往事,執筆留言:“那年我們同去游歷,當時約定,如果我有新作,一定給你。事實上我并不能肯定自己可以寫出一本新書來。還真的就有了這本《底色》,真的就如約送到了你的手上。”欣喜之余,我們又做了一個約定,下部作品依然由我做編輯,繼續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2018年春節期間,我得知徐懷中先生新的長篇小說即將完成,刻不容緩,趕緊撥打越洋電話,表示由衷祝賀。徐懷中先生說,完成文稿后,會打印多部,廣泛征求朋友、學生意見,然后在此基礎上仔細斟酌、認真修改。此后,又經過幾個月的精打細磨,老人家鄭重地將剛剛修改后的《牽風記》交給了我。

談及《牽風記》,徐懷中先生說:“我寫的是一部具有嚴肅宏大敘事背景的‘國風’式的戰地浪漫故事。”這部小說的“寫作意圖不是正面描寫戰場,相反的是淡化了具體戰爭場面,凸顯出特殊情境下人性的糾結與舒展”。確實,此前從未看到有人以如此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方式描寫戰爭。在過去,只看到其豪邁的一面,通過《牽風記》,我們看到了為此而付出的慘烈代價。小說以獨特的視角切入這場戰爭,讓我們了解到那些犧牲者的人品格局是怎樣的平凡和偉大,他們的精神世界是怎樣的樸素和豐富。

徐懷中先生是從槍林彈雨中走過來的老戰士,是挺進大別山戰役的親歷者。小說中每個人、每個故事特別是細節,都有很強的歷史真實性。20世紀60年代,他曾以此為題材創作出《牽風記》的雛形,將近20萬字,后來卻由于種種原因,小說的手稿被銷毀。這次重新創作起筆于4年前,經過不斷的修改潤色,終于與讀者見面。

徐懷中先生戎馬生涯,筆耕不輟。《我們播種愛情》《無情的情人》《西線軼事》《阮氏丁香》等都是膾炙人口的佳作。在《牽風記》中,他以對文學創作終身不竭的激情和追求,實現了自己矢志不渝的寫作意愿:“盡最大力量完成精彩的一擊。”

徐懷中先生與人民文學出版社有著半個多世紀的緣分。早在1954年,《地上的長虹》就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1959年,為了慶祝新中國成立10周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長篇小說精選,其中就有現實主義的代表作《我們播種愛情》,其后又與人民文學出版社有過多次合作。憶及與徐懷中先生20年間的真誠交往,更加感動于老先生在《牽風記》書中給我的題詞:“我們的友誼永遠不會被淡忘。”

我也是出版行業的一名老兵了,不僅見證了當代文學的曲折發展。編輯生涯中我有幸結識了當代文壇的老中青幾代名作家,有的還成為了好朋友。我編輯的書稿由他們源源不斷地輸送,我掌握的許多信息也都來自他們的傳遞。多年辛勤的耕耘、不懈的努力所得到的收獲,讓我更加相信“有付出就會有回報”的人生哲理。



《人世間》:

讓時間說話

□李師東

梁曉聲想寫《人世間》的時候,剛過60歲。對這部要寫百余萬字的長篇小說,他很是慎重。“以后恐怕沒有體力、精力,去寫這么大篇幅的作品了”,他后來說。

2010年開始構思,這一醞釀就是3年,直到2013年年初,梁曉聲才正式動筆。也正是從這時起,他謝絕了一切社會往來,每天按部就班地坐在陽臺上的一張小方桌前,一格一格、一字一字地寫著,整整寫了5年,寫了3600多頁紙。

梁曉聲的字寫得十分認真,很有勁道,一筆一畫,棱角分明。給人的感覺是,他對筆下的每一個文字都格外尊敬。梁曉聲在寫一個大部頭的長篇小說,這我清楚。困擾我的是,過了60歲才動筆,他會寫出一部什么樣的作品來。事實上,115萬字的《人世間》面世后,大家也都很詫異。

梁曉聲的知青小說《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風雪》《雪城》我們很熟悉。隨著時間的推移,梁曉聲的關注點逐步向更為廣闊的社會領域發散。尤其是他到北京語言大學任教以后,我們更熟悉的是他的大量的社會時評和生活隨筆,還有影視作品。印象中的那個寫小說的梁曉聲,已然讓我們有些陌生。其實,梁曉聲并沒停下寫小說的那支筆。

2015年11月19日,梁曉聲托同事帶話,要我第二天上午去他家一趟。一見面,梁曉聲就說起他正在寫作的長篇小說,我們要談的就是這部作品的出版事宜。

梁曉聲和《青年文學》、中青社的淵源,我和他都清楚。近幾年,我們出版過他的多種隨筆集,還有正在運作的知青小說八卷本,自然還有他和我同校同系的情誼。“你一直在做出版,還在辦《青年文學》,沒有離開過文學。這部小說要寫上中下三部,第一部已經寫完,第二部也快寫到一半。你們把第一部帶回去,先看看,不著急,有什么意見,我們回頭再交換。”我的記憶里,好像一直是他在說話。

我和同事李釗平抱著好幾斤重的書稿回單位,手上重,心頭更重。大師兄梁曉聲在托付我一件事情,這件事情很重要,我要對得起這份信任。

這部帶著手感和體溫的作品,從上個世紀的1972年寫起,寫的是新中國幾代人的生活遭遇和社會變化,落筆在東北一座省會城市的一個平民區,貫穿始終的人物是一位叫周秉昆的平民子弟。梁曉聲顯然是在對自己大半輩子的生活積累、社會閱歷和人生經驗作一次階段性的文學總結。

這部有年代感的作品,立意很清晰:這幾十年中國老百姓的生活到底發生了哪些變化,中國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他要把這些告訴今天的讀者。

這些年來,我一直期盼著出版一部讓今天的青年讀者了解中國幾十年進程的文學作品。這樣的作品,也只有像梁曉聲這樣的作家方能寫出。

我很快讀完小說的第一部,向梁曉聲表達了基本的判斷:很有年代感,放心寫,而且肯定會越寫越出彩,細節問題等初稿完成后再議。后來梁曉聲說,我們最初的肯定對他是很大的鼓勵。

我和同事李釗平商定好,這一段時間盡量不打擾他、不打斷他,讓他聚精會神寫完初稿。我們分頭進行審稿,先做一些初步的加工,發現什么問題,有什么疑惑,事先做好筆記。我專門找了兩個小本子:一本記的是情節推進過程中的脈絡和走向、疑惑和問題,一本記的是小說中每個人物的來龍去脈和人物之間的往來明細。

取回《人世間》第二部,已是2016年春節過后。梁曉聲說他身體不適,頸椎病明顯加重,每每寫作都要圍上護脖,也只能坐在小椅子上就著小桌子寫,這樣頸部壓力會小一些。他還怕冷,胃部時常隱隱作痛,上醫院去過幾次,醫生安排他去做進一步的檢查。他說:“我不做。真要檢查出什么問題,那這部小說就沒法寫下去了。”

2016年年底,梁曉聲完成了三卷本的初稿。看完整部書稿,我們和梁曉聲展開了密切的互動。小說中的人物線索、情節進展、生活細節、重要史實、時間地點、說法提法,包括對人與世事的分寸拿捏和尺度把握,我們一一加以辯證。這是一次十分高效而又推心置腹的合作,有我們的理解和要求,更有梁曉聲的大度和包容。

我們商定了全書的整體設計風格,簽訂了出版合同,梁曉聲在起印數上沒有提出任何要求;我們定好了書名,叫《人世間》,確定了出版周期和宣傳推廣計劃;我們給整部作品定了一個調:50年中國百姓生活史。梁曉聲說:“你說得對,是生活史!”隨后,梁曉聲用了半年多的時間,對全書進行了認真修改。

2017年9月4日,梁曉聲打來電話:書稿全部改好,可以交給你們了。按照我們和梁曉聲的約定,在2018年1月的全國圖書訂貨會上推出征求意見版。征得多方意見,進一步修訂后于2018年5月推出正式版本。

現在回過頭來屈指一算,從9月上旬到12月中旬100來天的時間里,我們平均每天要編輯加工10000多字。說廢寢忘食、日以繼夜真不為過。很多時候是半夜醒來還要看上幾頁紙,看著看著,天就亮了。

記得有一次聊完書中的一個細節后,梁曉聲突然問我:“你說作者和編輯、我們倆是什么關系?良師益友、助產師,好像都不大恰當。”我說:“就說你和我、和《人世間》吧,這是你的孩子,我是他的叔叔。我喜歡這個孩子,看著他長大,一些時候我可能比你還上心。他天資足,有培養前途。”其實,我是在堅信:《人世間》會有他越來越多的親人和朋友。

時間是會說明一切的。



《北上》:

煙火長河的來處與歸路

□陳玉成

2018年7月,徐則臣的長篇小說《北上》已進入創作的收官階段。小說中故事命運的終點位于北京城東南部的通州。為了創作《北上》,徐則臣在幾年的時間里,有意識地把京杭大運河從南到北斷斷續續走了一遍;為了保證創作中歷史地理細節的精確與嚴謹,他決定前往通州運河再做一次實地尋訪。當我們已習慣了許多作家躲進小樓閉門造車時,這種追求無一字無來歷的創作態度,顯得更加難得。

《北上》的創作以歷史與當代兩條線索展開。通州既是歷史一脈中運河命運的終點,也是當代一線中故事生發的源點,其地理意義的符號性不言而喻。燃燈塔、張家灣、蠻子營、楊坨……這些至今仍是通州標志的所在,也是作品中的重要背景地。徐則臣說,故事中的北上一行在抵達通州的那天中午,離北運河的盡頭不足十里時,不幸受傷的主人公小波羅辭世。同期,清政府頒布了廢漕令。現實中運河的命運似乎可以在作品中找到前因,100年的歷史便在不經意間嫁接在了一起。如何準確地寫出100年前的運河生態和生活于此的運河人的精神狀態,這種“無中生有”、由虛入實的創作,尤其考驗一位寫作者的功力,這便需要其找到一條進入歷史的最有效的方式。寫出一時一地的運河故事不難,跨越百年從南到北的“虛構”卻并不容易。融入筆下的這片土地,往往是與歷史、與古人產生精神關聯的惟一路徑。

這并不是徐則臣第一次在作品中寫運河。從小生活在運河邊的他,對于運河的各種歷史掌故、地理民俗都不陌生。在20年的創作道路中,運河始終是徐則臣作品序列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背景。從早年的《運河書》到其代表作《耶路撒冷》,運河的影子從未缺席過。在《耶路撒冷》完成之后,徐則臣便開始著手創作這部以大運河為“主角”的長篇小說。而這也是運河第一次在徐則臣的作品中完全站在了前臺。徐則臣說:“這四五年里,業余時間我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沿著這條千里大水來回走,走走寫寫,寫寫走走,讀了六七十本書,差不多把自己弄成了一個半吊子運河專家。”當他說《北上》寫了4年時,其實《北上》已經寫了20年。在他20年前寫下第一篇關于運河的小說時,就已經在寫《北上》了。

《北上》是在熟悉的運河水中努力尋找著一片陌生的天地。他走出當代大都會外鄉人的生活,深入運河舊境及近代中國社會的肌體深處,以一條千年長河的興衰命運寫下了自己對于一段百年國史及顛沛命途的深刻洞見。全書橫跨歷史與當代、朝野與官民、南北中國與東西世界,格局大開大合,可以說,為近幾年來已近繁榮的運河題材書寫,貢獻出了最具溫度與力度的一次創作。

因為出版周期較短,編輯時間緊張,在收到《北上》定稿后,我們便同時推進著幾個編次與校次的工作。而《北上》也是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近幾年為單本書投入編輯力量最多的一次。除韓敬群與我作為責編之外,我們同時請多位老師共同審稿,在政治、歷史、文學、民俗等多個方向上共同把關。

同時,我們將書稿分別送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歷史學家馬勇與陳喜波。馬勇對作品在歷史文獻細節上的規范,陳喜波作為歷史地理學大家侯仁之先生的再傳弟子,深諳運河人文與地理生態,對作品中的運河路線及沿線地名進行了學術上的嚴謹把關。“《北上》要從文學意義上經得起推敲,從史學的、地理的、文化的角度也要經得起推敲,要最大限度、最真實地保留歷史和現實的細節。”

《北上》是一部運河書,更是一部知識分子立場的還鄉之作。巴爾扎克說:“小說是一個民族的秘史。”《北上》恰恰是由一條千年大河直入這個民族的遙遠歷史,重拾我們的來處與歸路。作品的題記是龔自珍《己亥雜詩》中的一篇:“只籌一纜十夫多,細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倉粟,夜聞邪許淚滂沱。”這四句詩里有詩人面對蒼生黎民之苦時的博大與悲憫,深刻契合全書內容及靈魂人物,同時與作者以知識分子立場思考歷史、關注民生的角度相呼應。

2018年12月,在幾個月的編校與印制工作后,《北上》終于出版問世。這里,還是想再分享《北上》里這樣一處饒有趣味的細節。當謝望和摔傷后提出去運河邊的一家診所“大和堂”時,孫宴臨說,“早關張了。初醫生全家搬走了。”“大和堂”與初醫生出自徐則臣的《耶路撒冷》。只此一句,兩部作品相遇在淮安這座運河之都、這座徐則臣的文學故鄉。兩段行走在水上的傳奇,在時間與空間上又重新交融在了一起。《耶路撒冷》中初平陽們搬走了,不斷地走向世界;《北上》則是寫回歸,從遙遠的南方溯流北上,縱然前有險灘,道阻且長,也要看一看流過故鄉的運河水,最終變成了什么模樣。孫宴臨說:“只有我們這樣每天睜開眼就看見河流的人,才會心心念念地要找它的源頭和終點。”

這一次《北上》的回歸,這一次精神意義上的還鄉,也給我們帶來了不一樣的氣度與景象。



《主角》:

天地廣博 大道至簡

□李亞梓

做文學編輯多年,面對競爭激烈的圖書市場,尋求出版思想性、藝術性俱佳,又兼顧社會效益、經濟效益的圖書變得越來越難。每天置身于浩繁書稿中,也曾產生過困惑和迷茫。而日復一日的編書生涯讓我感覺到,放平心態,認真對待每一本書稿,保持一雙發現的眼睛,遇到好作品,千萬不能輕易放過,竭盡全力將它打造到最好,便是朝著目標更近一步。

我是陳彥兩本書的責編——2015年的《裝臺》和2018年的《主角》。陳彥做過多年秦腔編劇,又當過劇團團長、院長,對劇團的生活再熟悉不過,大家都期待他寫一寫舞臺上的“角兒”。他對我說之前寫過幾萬字有關“花旦”的小說,但沒成型,我便極力鼓勵他寫成一個長篇,并斷定這個“角兒”一定更出彩。我知道一部好長篇需要花時間去構思、打磨,陳彥又公事繁忙,中間也不好頻繁催促給他壓力,然而還是忍不住做了一些旁敲側擊的工作,但“主角”一直猶抱琵琶半遮面。

終于,2017年8月,《主角》如約交到了我手里。拿到3本厚重的打印稿,我是又興奮又擔憂。興奮的是書稿如約而至,陳彥說,因為太熟悉了,簡直一氣呵成,寫作的時候有一種奔涌迸發的感覺。我聽了心中暗喜,一氣呵成的作品往往比打磨漫長時日的味道更醇,氣勢更順,說明作家對手頭資料的熟悉以及創作時的得心應手。擔憂的便是這近80萬字的篇幅,從市場的角度來看,對我、對出版社絕對是個考驗。有人勸我說,一定要勸說作者刪減,快節奏社會手捧如此厚重的大書啃讀的人不多了。

當我微微透露這點擔憂的時候,陳彥說:“你先看吧。”我就開始讀,炎炎夏日,捧著厚厚的書稿,竟然放不下了,整個人都沉浸在里面。小說用細膩的筆觸寫出了秦腔名伶憶秦娥大半生的盛衰際遇、起廢沉浮,及其與秦腔及大歷史的起起落落之間的復雜關聯。方言口語的巧妙運用、豐富復雜的故事情節、鮮活生動的人物群像,無不透露出陳彥對生活的熟稔和敘事的精準與老到。看完書稿,作品帶來的震撼讓我趕緊撥通了陳彥的電話。那天下午我們通了很長時間的電話,談人物、語言、情節,以及我對作品的理解和設計、編印、營銷方面的設想……陳彥也非常激動,跟我暢談了一個下午。

至此,給作品“減肥”的想法也沒有那樣強烈了,不僅他有一種斬臂卸腿的不舍,我甚至覺得惟有這么大的體量才能承載內涵如此豐富的主題。最終,我只做了微調,以上下卷的形式把整部書稿完整地呈現給了讀者。

《主角》即將簽約前,幾家同行也來追這本書,總編輯時不時詢問《主角》的進度,我故作鎮定,心里也著實捏了把汗。最終陳彥對我說:“我的感情在你們那兒。”他在后記中也說:“是作家社‘恩寵’過《裝臺》,也感謝著他們對《主角》的高看一眼。”

作為責編,我在處理方言口語上,盡量保留他語言的原汁原味,只是封面的設計讓人絞盡腦汁,考慮到這樣一部精彩厚重的作品,以及我們對它“前途”的期待,一定要沉穩、大氣。而我又多少希望“主角”的驚艷,能在封面上有直觀的體現。做了十幾個方案都不滿意,最后還是經美編室主任王漢軍的妙手,終讓封面人物美得驚心動魄。封面定稿發給陳彥看,他說:“對,這就是我心目中的憶秦娥!”

責編《主角》時,一直有股強大的精神力量督促著我,讓我投入飽滿的熱情,只因文本打動了我,我也堅信《主角》能得到讀者的認可,是一部能夠在文學史上流傳下來的作品。

在我看來,編輯需要敏銳的嗅覺才能發現好作品,更需要一絲不茍長年累月的匠人精神和職業堅守,而各行各業不亦如此嗎?正如陳彥所說:“無論在哪里當主角,當配角,都應努力認真地去扮演并擔當好生命中的這些大小角色。天地廣博,其實大道至簡。”



《應物兄》:

知識分子的精神譜系

□劉 稚

足足有13年時間,李洱作為一個已經享有聲譽的作家,又正當創作盛年,幾乎沒有發表過作品,連中短篇的寫作都停止了。他忙工作忙家人,在文壇繁榮、眾聲喧嘩、新人輩出的熱鬧中,孤注一擲地默默醞釀自己的長篇小說,《應物兄》的稿子一度長達200多萬字,顧慮到讀者和出版社的耐受力,不斷地反復增刪修改打磨。

在2002年1月出版了《花腔》之后,作為編輯,我等的就是這部新稿,奈何李洱遲遲不交稿,這一等就是15年,知道他一直在寫,知道他對自己要求極高,焦慮掛在他臉上,體會到他艱苦卓絕。到后來,這部小說里的人物已經和作者血肉交纏,甚至感覺李洱有意延緩交稿,就像他不愿意將自己的孩子輕易交托于人。

李洱寫作伊始,即對知識分子題材充滿濃厚興趣,他的大部分中短篇小說和第一部長篇小說《花腔》都以描寫知識分子生活為主。《應物兄》是在對知識分子群體長期觀察、體認、思考的基礎上,在寫作手段與技術上的不斷琢磨中,用13年時間精心創作的一部體量龐大的小說。

《應物兄》的主題是探討改革開放至今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知識分子知與行的過程。它幾乎囊括了40年來中國知識分子在巨大變革的時代所面臨的重要問題,深刻而精妙地摹寫出他們所經歷的種種精神的蛻變和新生。同時,它將所要描寫的主體知識分子的在場感,置于整個人類的廣闊的知識場域,非常有效而合理地在一部小說中呈現了整個世界特別是中國幾千年思想史的衍變、爭鋒、對話,它打破了歷史題材和現實題材的界限,突破了知識分子寫作傳統,將歷史和現實和諧地融于一體,共時性地呈現于小說建構的闊大空間中。

從始至終,《應物兄》以高妙的筆法描寫了中國傳統與文化那令人迷醉的魅力。這個傳統和文化是經歷五四以后到今天的后現代特征下,不斷自我更新后呈現的持久不衰的魅力,它體現在整部小說的敘述中。通過對大量的“經史子集”經典的化用、通過情節的設置、通過人物的言談,令讀者獲得經典的經典化、審美的再審美。

在中國當代作家中,實事求是地說,在知識系統的完備、文學史素養的深厚、文學研究的專業性幾方面,李洱都是其中比較突出的一位。他具有強烈的文體意識。現代小說意識作為西方舶來品,在中國經歷先鋒文學思潮以后,應何去何從?《應物兄》給予了很好的回答,它超越了種種觀念的羈絆,在形式上,它向《論語》致敬,用首句二三字作為標題,讓萬事萬物在小說中自然流動;它向《國語》致敬,用對話和言談來推進敘事;它向《紅樓夢》致敬,通過對日常倫理的描寫來展示世道人心。而實質上,《應物兄》不是向傳統中國小說的回歸,它其實極具現代性,比如小說中通過人物談到“一部無始無終的書”等理念,它追求小說的詩性以及哲學性,它要建立新的小說觀。從這一點上說,《應物兄》的確包含著巨大的野心。《應物兄》講述了生動的故事,塑造了眾多性格鮮明的人物,描寫了跌宕起伏的命運,同時卻避免了落入小說創作同質化的窠臼。

通過高超的敘事技巧,《應物兄》駕馭了繁復的主題以及內容,做到了世界有多復雜,《應物兄》就有多復雜;思想有多少次閃現,《應物兄》就呈現出多少個現場;時空沒有盡頭,《應物兄》也沒有終結。“應物”二字道出了中國哲學的精髓,也體現在這部小說的寫作中。通過主人公應物兄的所見所聞所歷、內心獨白、情感波瀾,與外部世界相互映射,描畫出思想的現場、行為的現場以及風與花與萬物的現場。

《應物兄》在一種強烈的自省意識中展開對知識分子群體的摹寫,其中不乏嘲諷與批判。由于這種自省精神作為基調,嘲諷也善意也辛辣,批判也同情也深刻。有“物同其類”的無限感慨在其中。既有局外人的冷靜觀照,又有局內人的尷尬局促。而這個居于內出于外的角度,固守著毫不動搖的價值觀,那就是知識分子的操守、責任、思想的價值。這成為小說的一部副歌,時隱時現,串起一個個飽滿的人物形象:雙林院士、張子房先生、喬木先生、華為老太太、姚鼐先生以及他們的學生輩蕓娘、文德斯,包括應物兄、華學明、鄭樹森等等,這是一個三代傳承的譜系以至更往上溯的一種精神譜系。對這種“文化脊梁”的精神傳承的謳歌,使《應物兄》具備了優美的抒情性。

這部意味復雜、微言大義、有趣耐讀的小說,在很多層面上與讀者構成了對話關系,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對讀者的閱讀習慣形成挑戰。對于小說這門藝術而言,只有創作者給自己設置了難度,它才會不斷向前發展;而讀者,欣賞小說藝術的人,應該迎接這個挑戰,跨越這個難度,在碎片化、消費性為特征的今天,靜下心來閱讀《應物兄》,就一定會發現它的美。來源:文藝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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