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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大秦帝國》的作家孫皓暉來濟南參加首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研討會”,并作為主講嘉賓作了《先秦文明對于當代中國的價值和意義》的報告。這個與共和國同齡的老人,再次用全身心的力量為“大秦帝國”奔走呼號。

近代以來,國家救亡圖存的歷史,讓我們想起了秦人時代的大爭精神:縱橫天下、統一國家、傳播文明、居于世界文明的中心。孫皓暉說,想起這些讓我覺得更應該把那個時代的精神煥發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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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皓暉是長篇歷史小說《大秦帝國》的作者。劇版和小說版“大秦帝國”的火爆,再加上線上游戲的開發,文創產品的醞釀,用時下流行的“IP”來形容絲毫不為過。

“大秦帝國IP”之熱只是說明受眾和市場對作者那份對大秦帝國“崇拜”的認同。這份“崇拜”是如何產生的?恐怕還得從作者那里尋找。8月份,孫皓暉來濟南參加首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研討會”,并作為主講嘉賓作了《先秦文明對于當代中國的價值和意義》的報告,記者隨即與他進行了對談。這個與共和國同齡的老人,再次用全身心的力量為“大秦帝國”奔走呼號。

“‘大秦帝國’成為IP,沒想到”

8月,隨著孫皓暉老先生來到濟南,一個讓人頗為稱奇的合作計劃“浮出水面”——他正與山東一家出版社合作,合力打造“大秦帝國”線上游戲。合作的細節,雙方不便透露。但從圖書到游戲產業,合作雙方都是“跨界”,對此“諱莫如深”,顯然頗為謹慎。

但一個顯而易見的現象就是——“大秦帝國”突破了圖書和影視劇的范疇,開始向更為廣闊的文化產業領域進軍,而這個領域,瞄準的是更具有活力的年輕人。

“跨界”的底氣,來源于小說出版二十多年來,依然不破的口碑和熱度。

《大秦帝國》小說共6部:《黑色裂變》《國命縱橫》《金戈鐵馬》《陽謀春秋》《鐵血文明》《帝國烽煙》,500余萬字,全方位展示了秦國從生到滅的歷史進程。電視劇已拍攝播映4部。其中口碑“爆棚”的一部《大秦帝國之裂變》,在網絡播放平臺的播放量超過兩億,最多的一集收到近兩萬條彈幕。

而小說《大秦帝國》也因為4部同名電視劇的熱播而暢銷,一版再版,不同出版社也有不同的版本,修訂版、插圖版等等,最新的是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獻禮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版。

孫皓暉老先生在提筆開寫《大秦帝國》的1993年,無論如何也想不到這些。癡迷于“大秦”,1998年,孫皓暉甚至辭去西北大學法律系教授的職務,把全部身心投入到《大秦帝國》系列小說創作中,2008年4月,終于出版了這部504萬字的鴻篇巨制。

從開始創作《大秦帝國》,和大秦綁在一起已經26年了。如今七旬,頭發花白的孫皓暉依舊在為自己心目中的“大秦”奔走:不斷回應大家對于他“美化暴秦”的質疑,不斷挖掘整理那段歷史力求為其“正名”,成立自己的影視班底打造新的影視劇……

與歷史評判中常見的“暴秦論”不同,孫皓暉切入秦的角度,是重現那個有大爭氣象、鐵血精神的時代。這讓喜歡這部小說的人熱血澎湃,但“美化”秦的質疑也一直沒有消失。對于這個質疑,孫皓暉坦然面對。

“我不諱言自己對大秦的熱愛。”在小說序言中,他說創作《大秦帝國》的信念根基是“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中,這樣的大帝國是獨一無二的”,他甚至直言“我對大秦帝國有一種神圣的崇拜”。

摯愛之深,讓他不允許出一點“差錯”。當電視劇的第二部、第三部口碑遭遇“滑鐵盧”,他像疼愛自己孩子的父母那樣“挺身而出”。

“《大秦帝國之縱橫》《大秦帝國之崛起》反響平平,這兩部都拍得很不理想,不理想的主要原因是:和原著背離太大了。”孫皓暉說,《大秦帝國》第一部是他編劇的,第二部開始以后就沒有參與。電視劇第二部和第三部和《大秦帝國》原著的故事重復率不足10%,這不僅對歷史實體是一種扭曲,對小說《大秦帝國》也是一種扭曲。

“不表現那個時代的鐵血精神,而是膩膩歪歪地寫宮廷陰謀,恰恰違背了我們的價值觀。”孫皓暉直抒胸臆。和劇方合同到期后,為了還原這部他心目中“精神本位”的作品,孫皓暉“親自上陣”改編劇本,還原他心中的“大秦”,讓歷史正劇回歸熒屏。

“現在的古裝劇,有些是肥皂劇。”孫皓暉認為,中國電視熒屏上的古裝劇充斥著宮斗、陰謀論、多角戀等等,更多是肥皂劇。而“歷史正劇”最重要的使命是積極正面的價值觀。

如何判定“歷史正劇”,孫皓暉認為:“從故事框架上來說,至少所寫的70%左右的歷史要是真實的。如果我們號稱是歷史正劇而寫的是一半虛構一半真實,那就不叫歷史正劇。其次,歷史人物要真實,我們必須尊重史書和考古所發現的一些東西,這個人物他的籍貫是哪里,他的出身是什么,比如說他出身貧寒,我們不能寫成富有,這些必須是真實的。”

創作《大秦帝國》是要撥開歷史的煙霧

在禮崩樂壞、群雄逐鹿的春秋末年,面臨亡國之禍的秦國于列強環伺之下,從秦孝公開始,篳路藍縷,變法圖強,經過幾代君臣的不懈努力,最終掃六合而一統天下,卻又盛極而衰迅速滅亡。

孫皓暉從商鞅變法開始寫起,一刀下去,庖丁解牛,逐步構建起戰國時期三百多年的歷史框架,格局不可謂不大。而其中秦的崛起興衰,其中人物的生離死別,更是牽動人心。

《大秦帝國》前后耗費了16年時間。每當回憶起這部帝國興衰史的創作過程,孫皓暉都充滿感慨。

“從1993年秋天算起,我的《大秦帝國》創作生涯以1997年為分水嶺,在此之前,我主要在創作136集的電視劇本。”孫皓暉說,1997年因為要去甘肅實地考察有關秦帝國的相關資料,在蘭州住了一年。在那里完成了電視劇本136集的收尾工作,并開始準備寫作《大秦帝國》中關于秦始皇的內容,這部分是全套圖書的重點章節。1998年后開始著手圖書《大秦帝國》的創作,一直到2008年4月,《大秦帝國》全套圖書出版。

所有的歷史敘事都是當代敘事,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寫作受現實驅使。用小說的筆法來寫歷史,也逃不開這個定律。對歷史的挖掘,源于對現實的思考。孫皓暉說,最大的社會危機是自我危機,如果我們對自己的文明產生了自我迷失,是很危險的。近代史以來,國家救亡圖存的歷史,讓我們想起了秦人時代的大爭精神:縱橫天下、統一國家、傳播文明、居于世界文明的中心。想起這些讓我覺得更應該把那個時代的精神煥發出來。

孫皓暉自認為,對這種社會危機的認識相對清醒、相對自覺。這種危機狀態必須加以克服,我們要從歷史傳統去尋找信心。未來沒有成為現實,不能空想,要恢復信心,就得回到歷史,看我們的祖先跋涉過怎樣的高山大川,經歷過怎樣的危亡、危機。要知道,今天的危機并不比過去的危機嚴重多少,我們為什么沒有信心了呢?

“這個理念要傳達給社會,由歷史的事實反映出來,就得通過作品來實現。也就是在這一理念的支撐下,我寫了《大秦帝國》。”

可能因為很早就從事法律研究——20世紀80年代初,孫皓暉就開始研究中國法制建設,隨后在西北政法大學、西北大學先后度過了十余年的法律教師生涯,任西北大學法律系教授時出版了《金色的農業帝國——中國經濟法制史》。

在歷史的煙霧中,孫皓暉找到了一個特別的蹊徑來解釋秦帝國的文明體系的精義:法治。他認為,如果沒有進入法學領域,對秦的認識肯定不會完成第一個理性評判——秦帝國是一個具有世界意義的東方帝國,是創造了一整套不朽文明體系的大帝國。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中,這樣的大帝國獨一無二。秦是中國五千年文明歷史上唯一的一段古典法治社會。秦國橫掃六國,秦代最偉大的歷史功績,可用八個字來概括:統一文明,法治社會。

以“法治”釋秦,這無疑是一個充滿爭議的觀點,《大秦帝國》小說和電視劇都因此引起了很多質疑。按照現代的法學觀念,或者更準確地說,西方的法學觀念,“中國哪里有過法治社會?”

對此,孫皓暉并不認同。“戰國法家所提出的性惡論、司法決定論、底線論和國家信用論,本質是什么?它們又為中國法治文明奠定了怎樣的理論基礎?戰國時期的普遍變法又是怎樣的一種社會實踐?”他認為,要回答這些問題,其實都會指向“秦統一中國文明,它最大的歷史根基就是法治社會,它是以法治社會的理念統一中國的,而在統一文明中,最大的、最實際性的工作就是把秦法推向全天下,構建法律秩序。

“為秦正名”,作為基于澄清歷史煙霧而創作的一部文學作品,人們自然有理由認為它是理念先行的。因此,對于小說中過于美化商鞅等歷史人物、個別人物臉譜化的質疑之聲不絕于耳。孫皓暉對此十分坦然:“《大秦帝國》就是一部精神本位的作品。文以載道,我贊賞這種精神。文若無道,人何以堪?”

《大秦帝國》塑造了超越以往小說的群像人物。按照電視劇的統計,每部70個人物的話,6部就有四五百人。孫皓暉說,從寫法上說,《大秦帝國》在史料上七分實三分虛的處理方式和《三國演義》是一樣的,有虛構的方面,但并不是主要的。

《大秦帝國》的魅力在于對于雄厚歷史的敘述。有網友統計,《大秦帝國》中關于知識性的敘述大約有100萬文字,如果沒有豐富的歷史知識敘述去渲染氣氛,營造時代的氛圍,讀者就不會感到這才是自己心中的戰國時代。

“我很喜歡這樣一句話:當你把《大秦帝國》當做歷史去讀時,它充滿了文學,當你把它當做文學去讀時,它充滿了歷史。”孫皓暉說。

撿回我們失落的歷史遺產

滿天璀璨星斗,點亮浩瀚蒼穹;各族文化交融,孕育中華文明。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各種思潮流派縱橫,氣象萬千。來到山東,儒家文化的發源地,孫皓暉十分感慨,他反復提起:應該肯定多元思想的創造力和生命力。

“多事之時,大爭之世”;“凡有血氣,皆有爭心”。韓非子和晏子的這兩句話,可謂戰國時代精神的極佳概括。而孫皓暉筆下的秦帝國時代,創新者存,保守者亡,涌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變法高潮,催生了長江后浪推前浪的不斷變革,使得中華文明的涓涓細流全面匯聚、重新融合、強力鍛造而開創出波瀾壯闊的文明正源,使中華文明達到了此后兩千年無法企及的高峰。

“我深切感受到深度發掘秦帝國歷史精神,重現那段遙遠而輝煌的歷史對于當今時代的精神價值。”

“我們不能根據編寫史書的個別理論家們所作的歷史評價去認識這一段法治社會,而是要根據歷史實踐所產生的效用去判定它。”孫皓暉說,秦朝對于法治理念的闡述和法制框架的構建是十分明晰的,比如,在商鞅的《商君書·畫策》里,把司法本位說得非常明白。“國之亂也,非法之亂也”——國家的動亂不是法律造成的,法律永遠不會要求動亂無序;“國皆有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這是一句哲學式的論述,是說任何國家都有法律,但是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制定出一套使法律能夠自動運行的法律,法律是由人和國家權力機構組成的國家機器來完成的;法制能否貫徹,關鍵在于實際運行,而不是僅僅制定出來就足夠了。所以,商鞅最后的結論是“法必明,令必行,至矣”——法律能得到全面貫徹,法令制度能夠真正在實踐中得到執行。

“商鞅的司法本位理念及秦帝國的司法本位實踐時期,西方還是古希臘后期與羅馬帝國初期。秦代的法治理念與歷史實踐,比同期西方國家不知發達了多少。面對這樣的歷史真實,還要說中國沒有法治的歷史根基,這合適嗎?”孫皓暉略有些激動地說,在秦帝國滅亡之后產生的歷史煙霧,在對秦帝國的抹黑中,這些歷史真實,都被完全忘記了。我們現在要把它發掘出來,作為我們一種優秀的歷史傳統,是完全符合歷史實踐的。

“我們要撿回我們失落的歷史遺產。”孫皓暉說。

事實上,現在很多學者的研究也證明了:被“神化”的古希臘文明,其實“水分”也非常大,很大程度上是西方自己搞“造神”運動,有些歷史發現很難站得住腳。但是歐洲剛興起的一些帝國迫切需要給自己找一個“好祖宗”,大肆包裝古希臘文明,拔高到整個西方文明的“老祖宗”。在這種強大的宣傳下,古希臘文明也演變成今天人們心中西方文明的源頭。

孫皓暉認為,《過秦論》是中國歷史上關于秦滅亡之經驗教訓的非常重要的一篇歷史論文。但是,就歷史實踐而言,賈誼的《過秦論》對秦帝國的評價還停留在比較膚淺的層面。《過秦論》最后的結論是“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從根本上否定秦政——仁義不施,是秦政暴政論,而秦帝國滅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在文章里面并沒有作深刻論述、具體的解讀,只是對這個問題進行了一個大而化之的、可以作多種解讀的、立足于攻守策略的回答,比較籠統。

“秦之滅亡,我在《大秦帝國》中作了諸多方面的論述,我將秦滅亡的原因總結了八個字:求治太急,善后無方。”

也就是說,秦統一中國以后,還沒有治理統一大國的經驗。第一次統一這么大的國家,普天之下,制度歸一,在這種情況下最大的危機是什么,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什么,都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假如秦帝國統一中國后,能達到后世產生的鞏固政權的政治經驗與自覺性,那么秦帝國就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種氣象。

■ 記者手記

寫讓年輕人感興趣的作品

一頭白發,眼神銳利,精神矍鑠,一開口滔滔不絕。只聽聲音,你絕想不到這是一位七旬老人。

孫皓暉有很多頭銜,最常見的是“中國作家富豪榜上榜作家”,其次是“西北大學法律系教授”“中國文明史研究院院長”……還有一個提及得不多,“老秦”。

孫皓暉出生于陜西省三原縣西陽鎮,這里是曾經的早期秦國的核心地帶,所謂的“老秦”之地,離秦國最早的國都櫟陽(今閻良區武屯鎮關莊村一帶)只有數十公里。秦國修建的鄭國渠(今涇惠渠),至今還從他家門前潺潺流過。據說,當年,每逢灌溉,生產隊會派出有經驗的老人,帶著他們一群少年巡渠入山。沿途露宿,老人們便說起許多與秦、漢有關的掌故。

毗鄰家鄉的美原鎮,又是秦國大將王翦的故鄉,孫皓暉說,年輕時每次去那兒拉煤、走親戚,也會聽到許許多多關于秦朝的故事。

老秦和孫皓暉的生命有一種血脈的聯系,哪怕千年之下,依然剪不斷。所以他講“中國文明的正源”時充滿了回憶式的激情:中國文明史的博大汪洋陵谷交錯,其在漫長歷史中形成的無數溝壑、黑洞與變形,使每個力圖遨游其中的探索者都為之浩嘆。當我以十六年時光,一葉扁舟潛入又浮出偉大的原生文明時代,驀然回首,潮涌心頭者,我族文明恒久不滅之精義也。

秦距現在時間久遠,史料存留也少。孫皓暉卻用500多萬字的浩大篇幅去寫這部小說,除了民風民俗、鄉土人情長時間的滋養,更多的是“在理性的基礎上,判定了秦在文明史的地位,敬仰它偉大的創造力和文明遺產。這是一個讓我們既熱愛,又敬服的時代。”

“女性角色在這部小說中出現得比較少,是否都有歷史參照呢?”對于記者的提問,孫皓暉說,現在市場上流行大女主戲,相比來說,他的作品里都是男人戲居多。但也有比較鮮明的女性角色,大多是虛構的情節,用以推動故事發展、襯托男性主要角色。

記者留意到,《裂變》這部劇里比較鮮明的女性角色是熒玉公主,是商鞅變法的堅實擁護者。秦孝公派密使去魏國打探消息時,熒玉公主自請為侍衛隨行;太子犯法時,商鞅讓公主將公子虔請回來時;與商鞅大婚后,決定去找被放逐的太子時……這些細節完美地刻畫出這個秦國公主的性格:國家有難,即便為女兒身也要挺身而出,護法有難,即使是自己的親哥,也能做到大義滅親;兄長重病,為兄長尋兒尋妻;愛人身陷囹圄,急于奔走以至于嘔血白發……

這種女性角色是不是過于完美,契合男性的想象?面對記者的提問,孫皓暉表示,中國歷史詳細寫女性人物的作品很少,秦代的女性有著很獨特的情感處理方式,在這方面虛構較多,也是為了彌補歷史上的斷點。

“讓我特別欣慰的是,現在大家對秦的認識有變化。”孫皓暉說,在全國歷史學界和人文領域,對秦的認識更正面了。《大秦帝國》如果能激起讀者對戰國精神與戰國性格的重新思索,對“大爭精神”和“陽謀”風格的重新審視,對中國文明正源和秦帝國千秋功罪的重新評說,那么,我的努力就沒有白費。

現在圖書市場上有很多歷史題材的小說,質量參差不齊,不少還有硬傷,孫皓暉對此十分氣憤。他說,中國歷史小說的創作,最主要的問題是兩方面:一是創作理念的陰謀化、卑俗化,二是歷史觀的陳腐性。技術層面的問題當然也有,比如作者的學問功夫到底怎樣,但這還不是主要的。歷史小說的軸心內容在于政治生活,而我們對政治生活的理解太片面,無陰謀權術不成政治,無宮闈秘史不成人物。這樣的歷史小說,完全是作者基于所謂“發掘人性的陰暗面”的理念導致的。

最近幾年,調侃歷史的流行讀物逐漸成為暢銷書榜上的常客。比如“漫畫”史系列,很受年輕人歡迎。孫皓暉說,如果一部作品不能讓年輕人感興趣,那肯定不是一部好作品。歷史是靠年輕人去傳承的,未來是靠年輕人去創造的。

“戲說歷史是這個時代解讀歷史的新方式,從一定意義上來說是好的,它輕松幽默,讀者容易接受。但這些讀物有個共同的缺陷,就是沒有自己的史觀,純粹從事件的意義上來幽默地調侃,說一些歷史掌故。但這背后,想體現什么?想給我們提供怎樣的思想資源?如果作品沒有這樣的價值意識,在浩如煙海的作品中是不可能長遠地站得住的,就像是朵浪花,過去了就過去了。所以我覺得這類流行讀物應該注意這些,就更好了。”來源:大眾日報 | 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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